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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仲裁”时期,中国怎么办(下)

应对仲裁案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还是打好法律战。鉴于仲裁案在法律上存在瑕疵,中国仍有大量质疑仲裁结果合法性的空间。对于与本次仲裁案密切相关的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整体性等国际法上还缺乏明确规定的法律难点问题,需要花功夫加以研究,甚至可以反被动为主动推动有关认知明晰化,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

当然,对中方在菲律宾提起仲裁案以来的应对,进行适度的总结与反思也是必要的。为应对可能接踵而来的国际司法难题,中国需要储备人才,丰富实践经验,审慎评判、视情参与,掌握游戏规则。

应对仲裁案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要继续打好舆论战。国际社会对“中国不守法”的偏见一时不会消除。需要加强舆论宣传的专业性,对内加深民众对南海问题的客观认识和对南海权益主张的合理预期,对外不回避在多边场合谈论南海问题,阐明南海问题的经纬和中国的依据,扩大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对断续线的解读将在一段时间内是国际法理斗争焦点中的焦点,在这方面中国明晰化自己立场的努力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已经拖延太久了。专家学者们应当珍惜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为 应对南海仲裁案所积累的舆论条件,继续大胆、合理发声,争取化仲裁案带来的挑战为对内对外强化立场的转机。

南海段续线是中国维护在南海权益的最重要法理基础,必须得到加强。它理应是复合型的概念,既是主权线(中国对线内所有岛礁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历史性权利线、有效执法线,也是将来以线内岛礁为基准,依据国际法国内法进行海域划界的最大外延线。只有在逐步明晰断续线含义的基础上,中国才有可能真正通过协商谈判与东盟国家解决从领土到海洋的争端。

但断续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界线,就像戴秉国前国务委员7月初在华盛顿出席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时发表主旨演讲指出的,中国从来没有说过南海都是中国的。戴秉国强调,认为中国把南海视为“亚洲版加勒比海”,要实施“亚洲版门罗主义”,把美国挤出亚洲,甚至猜测中国要借此与美方比拼谁能主导南海、亚洲和世界,完全是无端的猜想。

应对仲裁案可能产生的影响,更需要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与东盟国家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以规则机制管控局势,减轻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的疑虑。

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已就职,中菲存在缓和争议的机会窗口,需要抓住,推进中菲有关争议回归谈判协商的轨道。中国外交部6月9日发表的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菲南海争议的声明已经释放善意,中菲双方都需要抓住契机。菲方理应接过这个球,回到包括2004年9月3日《中菲联合新闻公报》、2011年9月1日《中菲联合声明》在内的相互谅解和承诺上来,与中方共同努力重启因菲方发起南海仲裁案而关闭的双边对话谈判大门。

为重启中菲双边谈判,菲方理应停止利用南海仲裁案向中方施压,更不能在仲裁案结果出台后试图得寸进尺;停止勾连、配合美国在南海地区实施旨在遏制中国的行动,就算一时难以停下来,也应在姿态上有所示意;停止在东盟内部策划、组织反华动议,不因南海问题分裂东盟。

在看到压力的同时需要认识到,中国对南海局势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了。对仲裁案影响的应对终归要落到维权行动上。中国需要亮明底线,能够制止任何可能的新的强占中国岛礁的行为,保持动态平衡。如果其他争议方有任何企图通过扩大既得利益来坐实仲裁结果的妄动,中国需能及时、有力反制,趁势扩大在南海的主权存在,使对方妄动之所失大于妄动之所得。

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开弓没有回头箭”,除了按部就班推进,别无选择,没有退回去的道理和可能。尽管承受了较大压力,中国毕竟通过岛礁建设取得了相对优势,是赢家。那些来自外界的法理上的围剿、政治上的指责、军事上的威慑,是我们获得、维持这种相对优势所必然要付出的成本代价,可以更加灵活、巧妙地加以调控。

南海不是“中国湖”,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守卫国土、保护国民的能力。

南海航道是重要的国际航道。作为其最大的使用者和维护者,中国比谁都希望它保持畅通,供各方自由航行,但任何国家在南海的航行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战略安全利益。中国应着力提高为航道使用各方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做出了详细的民用规划,四座大型灯塔已建成投入使用,还有一座将在今年底建成,将来应有大量助航、海洋监测、环境保护、旅游和渔业服务设施建成开放。

仲裁案后,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更加复杂化的周边战略安全环境。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南海问题已从单纯的岛礁主权归属争端演化为岛礁归属争端、海域划界争端、海洋控制权争夺相交织的局面,由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延展为中美之间的问题。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在南海实力跃升、地盘扩大、投射力伸展的现实,把更多精力用在强化美国的实际存在水平上。南海将长期形成中美两强纠缠共存的复杂局面,中美海上战略博弈将长期化。

美国国内在南海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美国国防部长、太总司令、参联会主席等军方高层人士不断发表强硬言论,炒作“南海军事化”概念,扬言升级“自由航行宣示行动”。但白宫因处理经济议程和对外关系头绪过多以及奥巴马政府留外交遗产的需要,倾向于尽量控制南海问题对美中关系的冲击,特别是不愿在两军舰机之间发生直接的碰撞摩擦。

但美国行政当局与军方在大的方向上不存在分歧,那就是:认识到美国不可能全面遏制中国,但仍要确保在军事安全、政治和外交价值上保持“世界第一”,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这是美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战略思维背景,南海问题就是美国实施可持续的“亚太再平衡”的抓手之一。

中国对仲裁后南海局势的应对,最重要的是先算总帐再算小帐,分清主次矛盾,分清哪些是可以承受的压力、值得付出的代价,哪些是“不能承受之重”、无法承担的代价,在此基础上明确优先、找准重点,有急有缓,不可“胡子眉毛一把抓”。

我们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处理的主要矛盾是中美利害冲突。这个矛盾处理不好,影响的将是我们对外战略、对外关系的全局。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一切工作的归宿点、落脚点都是确保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目标、完成和平崛起的最后冲刺,要避免在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被裹挟进一场不可控的地缘战略竞争和地区军备竞赛当中去。

中美在南海不是没有共同利益。中美应继续完善两军海上和空中相遇的安全规则。中美也有必要开展海洋对话,这个对话应能注入法律和战略两方面的内容。

我们不能承受的代价是东盟整体倒向美国。应坚持贯彻“双轨思路”,用好对话合作的工具。与东盟国家的海上合作、共同开发要有所突破、取得进展。大多数东盟国家将会谋求“大国平衡”政策在南海问题上有更多体现。不过,美国军方在南海的强硬态势已引起东盟国家的紧张,除菲律宾外,它们认为美军的“冒进”增加了中美冲突风险,使东盟国家面临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更大压力。对东盟来说,最大的利益是维护东南亚一体化进程的完整性,避免东盟组织发生分裂。

总之,仲裁后的南海形势虽更复杂,但也没什么大不了。任何力量和杂音都改变不了中国坚定维权的意志、阻挡不了中国成功崛起的脚步。各方都要明白,国际政治中的真正强者不是滥用武力确立威慑、挑起冲突,而是在复杂环境中运用实力和智慧,制止战争、促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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