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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转型”是世界一流湾区发展新潮流

——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评论之十一

“双转型”与粤港澳大湾区(一)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一、什么是“双转型”?

所谓“双转型”,即单一城市向都市群转型,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转型。

(一)城市空间发展和生存状态的转型

单一城市向都市群转型是城市空间发展和生存状态的转型。亦即单一城市的发展空间并非看得见的行政界线,而是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与周边地区互联互通,相互交融;城市的要素资源整合不仅限于管辖区域,而是在城市内外乃至远在“飞地”展开,通过大区域、广覆盖的资源配置,生成可持续发展新动力。

单一城市向都市群转型旨在形成“城市的都市群生存状态”:城市单打独斗、各自发展的时代业已结束,都市群发展不仅是单一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国家、区域、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及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和手段。纽约、东京、伦敦,都不是作为单一城市而存在,这些城市之所以具有全球地位和影响力,归根结底取决于以其为核心的都市群的实力。在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发展方向漂移、利益诉求多元的新形势下,依托都市群发展城市,成为全球顶尖城市的首要选择;打造新都市群,就是打造城市的国际综合竞争力。

(二)城市发展动力转型

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转型则是城市发展动力的转型。过去20年,从亚洲金融风暴到全球金融海啸,暴露了单一金融中心城市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软肋,也彰显了跨国公司推动下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缺陷和不足。这些城市(尤其是全球金融中心城市)不仅是波及全球的“蝴蝶效应”的制造者,也是“蝴蝶效应”的受害者。因此回归实体、回归制造业,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经济的主要路径之一。

但对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而言,回归乃至重塑制造业并不现实,金融中心城市更是几乎不可能,因此发展创新科技成为次优选择,即通过发展创新科技,实现从财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动力转换。实际上,在全球产业和区域竞争中,创新和科技进步一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且重要性日益凸显。大都市是世界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代表,标志着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高度。一个没有创新科技资源及竞争优势的金融中心,内涵是不完善的,功能是残缺的,将会遭遇能级提升的天花板,在全球城市竞争中也将处于不利地位。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大背景下,以发展为主题的新都市群和创新驱动“双转型”,成为全球区域、都市群和城市发展的选择,正在重塑全球城市功能、重绘全球经济版图、重构全球竞争格局。

2017年初,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作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开始从概念转向实践,从构想转向规划,意味着港澳珠三角区域合作进入深化、拓展、提升的新阶段。在“双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出现可谓正逢其时。毫无疑问,以新都市群与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双转型”,将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二、单一城市向都市群转型,打造新都市群

(一)湾区都市群的构成

与都市群类似的概念有很多,诸如“集合城市”“都会区”“大都会或大都市”“延伸都会区”“都会区域”“城市区域”“融合大都会区等。这些概念都是描述在一个国家和同一制度下数个大小城市经过“有机增长”,最后变成了大城市或大都会。

“都会区”也称大都会,是指以某个规模较大的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城市的集合。都市群通常不是一种行政建制,而是与就业和通勤密切相关,因而有的都会是“通勤都会”。“大都市”也称都市群,是指以某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同与其保持着密切经济联系的一系列中小城市共同组成的城市群。

国际上著名的都市群,大都分布在欧美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美国纽约市所属的5个区,以及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在内的26个县称为“纽约都会区”。旧金山湾区包括9个县和101个市,其中最大的三个城市是旧金山、奥克兰和圣荷塞。大伦敦地区是英国最大的都会区,由伦敦市与32个自治市镇共同组成。日本东京大都会包括23个中央行政区,多摩地区和岛屿,在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些都市群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二)通勤都会区:交通基础设施硬件支撑

都市群天生与就业和通勤相关,而以交通基础设施硬件支撑的通勤都会区,不仅是都市群最初的原意,也是都市群功能和效用得以发挥的关键。一个通勤存在问题的都市群,将难以解决交通、居住和空间的挤迫、高成本和单元化,规模过大、集中过度造成的各种污染,以及缺乏多元化、多样化竞争带来的创新能力和机会。这样的都市群可能是死水一潭。

一个都市群实现功能的整合和优化,最关键的是通勤都会区的建设。涉及到都市群内人流、物流、资金流、资讯流的方便和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公共交通的轨道网络及相配的其他交通工具的配套体系是重中之重,如多核心都会区形成一小时生活圈、经济圈,国际一流都市群大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节点是网络的组成,是人流、物流、资金流、资讯流的中转点、枢纽点。东京、巴黎等都市群高度重视节点建设,通过建设轨道交通,造就新节点,寻求新空间,发展节点经济。一个都市群,一旦轨道交通把各组成城市和地方整合在半小时、1小时生活圈,溢出效益和外部效益便唾手可得。

东京湾区都市群是通勤都会区建设的典范。东京以至横滨和环东京湾地区的发展以轨道交通主导,东京都与周边地区是铁道,东京都内是电车。1960年代之后则是铁道、地铁并加上高速铁道的新干线。东京都会区地铁化的轨道交通网络,如重铁铁路和高速新干线几分钟一班,每班次可载运上千人数以上的旅客。轨道交通又不受道路挤塞和意外的妨碍,畅通无阻,效率极高。东京湾区几乎所有的都会设施都处于距离轨道交通车站一公里的范围之内。在轨道交通网络的推动下,都会化的步伐迅速,且深化程度极高,形成整个都会区高度的整合和连结。国际上与东京相比的大都会区,基本上都是以轨道交通网络作为支撑的。规模越大的大都会区,轨道交通的网络范围和密度越高。

(三)发展动力:市场化配置要素资源

市场是湾区都市群发展演变的主导力量。从市场主导的角度看,湾区形成的动力在于优越的经济地理,经济结构的开放,要素资源的多样和丰富。湾区内的中心城市在这些要素支撑下得以形成并发展和提升,反过来辐射带动其他城市发展,形成经济和产业的分工布局并持续优化,湾区经济逐步成形。湾区经济在发展路径上的共性是:市场规律主导要素聚集,形成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以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湾区经济。

纽约湾区以纽约市为核心城市,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为次中心城市,再加上周边各县,形成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的塔尖式格局。各城市根据自身条件发展优势产业,错位发展。市场力量和城市产业分工意识,使得部分产业实现规模聚集效益后迅速向中心以外扩散,使城市由中心向郊区呈现核心城市区、近郊区、远郊区的非常合理的圈层式结构。

东京湾区属于主中心区域---次中心区域-郊区区域-边远县镇区域等多核多中心的空间格局,产业布局沿着由中心向边远的路向,第一产业阶梯式上涨、第二产业阶梯式下降、第三产业阶梯式急剧下降。东京市是湾区经济的中枢,主要布局都市工业和服务业;神奈川县主要布局工业和港口物流;千叶县主要布局临空产业和物流、商业;琦玉县则是东京副中心,承接政府部分职能转移。其城市功能分工和产业布局和纽约湾区也无较大差别。

毫无疑问,湾区都市群是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结果。市场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是要素资源流动的自由化,因此市场化同时意味着要素流动自由化,这对湾区都市群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

(四)顶层设计:打造新都市群

湾区都市群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依然有效。关键是如何汲取全球湾区都市群发展的成功经验,汲取教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都市群。尽管市场是湾区都市群的主导力量,但做好顶层设计至关重要,是打造湾区新都市群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推动单一城市向都市群转型的重要杠杆。

三、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创新科技是社会“稳定器”

较之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创新科技产业链条更长,产业关联度更高。纵向上,创新科技涉及基础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等的原始研发,涉及产品设计制造的中试,也涉及科技专业服务。横向上,创新科技几乎与所有其他行业都有关联,高校教学、工厂制造、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极其广泛的生产生活领域,都对创新科技有特殊需求。较长的产业链和宽阔的行业应用,能够吸纳更多人员,提供更多优质优酬的就业职位。

创新科技的发展,有利于解决金融中心、单一服务经济中心通常存在的、较为严重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青年就业、阶层流动等社会问题,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安定。发展创新科技,形成创新驱动模式,将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

因此,创新科技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单一经济产业范围,成为一个国家、区域或城市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的“稳定器”,具有多重意义和复合价值。对于矫治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局部地区或城市的产业过度服务化、虚拟化之弊有“刮骨疗毒”之效。

(二)大都市是发展创新科技的沃土

拥有充沛的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是创新科技的必要条件。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会和全球金融之都,是大学、科研院所、大企业研发中心等的集聚区,各类高端人才丰富,商业环境成熟,这些都是创新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天然优势。

依托硅谷知识、资本的外溢,圣荷塞高技术产业群、奥克兰高端制造业及旧金山专业服务,旧金山湾区构筑了“科技(辐射)+产业(网络)”的全球创新中心。创造出约1/3日本GDP的东京现代化特大型都市经济圈,形成了“工业(集群)+研发(基地)”的独特模式。伦敦以创意、金融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形成“知识(服务)+创意(文化)”模式。

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创新科技,而创新科技主要依靠大都市已经成为共识。科技创新从未远离大都市这片沃土,旧金山、纽约、东京、伦敦的发展无不与科技创新关系密切。

(三)世界上的金融中心都在努力发展创新科技,向金融+科技中心转型

纽约提议“继续发展知识经济,成就科技纽约城市”,引入外部机构共建纽约科技城,建设“硅巷”,打造美国东岸科技重镇,力求成为美国的“新科技首都”。

伦敦近10年来打出技术创新的“新招牌”,打造属于英国的“硅谷”。伦敦老街逐步发展成为“硅环岛”,是伦敦技术创业核心地带,排在旧金山硅谷和纽约之后,号称世界第三大技术企业集群区。从伦敦老街、肖尔迪奇向东延伸到奥林匹克公园的区域,已经建成为伦敦高科技术产业中心,号称“东伦敦技术城”。

新加坡2001年新加坡政府斥资85亿美元打造世界级研发中心“One North”,重点研究生物医疗、信息技术、通讯传媒等,已经集聚大批公立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中心;以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为代表的政府基金,对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创业培训。

(四)“脱虚向实”,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随着服务经济、虚拟经济对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负面影响日趋严重,“脱虚向实”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都市群、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流。在这一波发展新潮流中,都市群和全球城市仍是引领者和弄潮儿,对重塑全球经济产业竞争合作格局,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四、“新都市群+创新驱动”的双重变奏

(一)湾区新都市群与全球经济热力版图

湾区及湾区经济是以自然地理条件为基础形成的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形态,具有高度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较之于内陆经济,湾区新都市群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地带,其中湾区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创新科技方面,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专利授权数分别占美国全国专利授权总数的4.4%和14.4%;《财富》世界企业500强中,纽约、旧金山、东京湾区分别有28、22和60个。

纽约、东京、旧金山三大世界顶级湾区经济社会发达,在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湾区新都市群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引擎,区域发展的范本,更是国家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凭借,是全球经济热力版图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湾区新都市群与全球竞争力能级

湾区新都市群竞争力的关键是创新科技能力强、活力足。创新是人、技术和资源在一个开放包容和高效的市场环境下不断碰撞、试错、重组的产物。湾区新都市群汇聚了高端人才、顶尖技术和丰富资源,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地方,湾区新都市群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创新,创新是湾区新都市群最重要的竞争力。

营商环境硬件好、软件优是湾区新都市群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交通和信息网络发达,海陆空交通基础设施齐全,对内连接腹地,对外连通世界。二是运转高效,公共产品和服务完善,高等教育发达,就业者素质高,高端技术集聚,资本市场多样,国际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具有巨大的国际及区域辐射力。三是高度开放包容,具有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

宜居宜业是湾区新都市群竞争力的重要内涵。湾区新都市群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形成巨大吸引力,进而带动其他要素资源在湾区新都市群形成优化配置并实现效益最大化,形成良性循环。

(三)湾区新都市群与全球高端要素竞争

湾区新都市群是全球高端要素的集聚配置区。大量高端要素如顶尖大学、研究机构、实验室、风险与创业投资公司、基金、顶尖科技企业、NGO组织等高度集聚,寻求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

湾区新都市群是全球创新性资源争夺的核心区。吸引创新性资源,同时防止自身核心资源外移,是世界顶级湾区新都市群最重要的竞争策略。湾区新都市群因而成为国家、区域、城市之间资源争夺的主战场,全球创新性资源则因竞争和争夺而被激活。

(四)湾区新都市群与新工业革命

美欧推出的“再工业化”战略致力于制造中高端、高附加值产品,该战略既源于对以往“去工业化”的纠偏,也源于制造业价值的重新发现。目的是通过创新科技为主导的新工业革命,决胜制高点,重夺工业发展主导权。“再工业化”推动全球产业链发生结构性变化,表现为发达国家制造业“逆向回流”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高端跃升”并存,国际分工体系出现深度调整。

新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德国的“工业4.0”、美国欧盟的“再工业化”等战略和行动计划为代表的全球性工业升级行动。新工业革命将发生在创新科技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是浸满创新科技细胞的工业化,其根本动力来自创新,成功与否取决于创新。湾区新都市群则是催生新工业革命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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