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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庆成作恶背后的乡村法治图景

根据安徽临泉县警方调查,当地农民戴庆成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受害者多为留守妇女,大多保持沉默。根据警方调查,戴“作案手段残忍”,2006年5月的一次,他当着一位婆婆面强奸了儿媳,还有两次是当着母亲的面强奸女儿。2004年8月还强奸一个怀孕6个月的妇女。据戴庆成跟律师讲,他作案过程中“没有人敢反抗,也没有人会报案”,因此他一起起案件做下去。

这样的案件,连复述都是一种不忍。在漫长的17年间,上百名留守妇女面对恶行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忍气吞声,又岂是一句维权意识淡漠所能涵盖的?

城市文明孱弱无力,乡村文明凋敝流失。这是论者在谈及中国社会现状时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大县,安徽临泉县有人口213万,外出务工人员在60万至80万之间。这是一个如此具有普适意义的乡村样本,它恍若让人看见,在一个大国不断崛起的伟岸身影之下,中国农村所长期存在的那一片阴影。这种阴影不是“随着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治安防范能力日益削弱”所能解释得了的。它其实指向着,在传统乡土社会遭受现代文明强力侵蚀之下,来不及真正确立起新的乡土文明秩序的张皇与落寞。

戴庆成案件正是这样一个“生动的”案例。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逼使我们去正视碎片化了的乡土秩序。在这里,原本行之有效的宗族治理已被新的治理方式取代,那些曾经被奉若神明的乡村道义早已不复存在。但一种新的秩序与治理结构并没有及时补位。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法律文明并没有真正在人心里落地生根,于是受辱吞声成为所有受害者的首选,另一方面传统的道德观念依旧成为乡民的桎梏。

的确,乡土的沦陷仍在持续,故乡的重建却远未达成。曾有学者在追踪了一起乡村强奸案后结论道,中国的乡民常常是基于实用理性来规避某些通常被知识分子认为是对其有利的国家正式法律。这个“实用理性”,是最让人黯然之处。问题在于,那些看起来对其有利的正式法律,为什么没能成为乡民的实用理性?

显然,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在一滴血泪的背后,总有着更多的血泪;在权利失陷的路上,总有着更多的权利沦落。临泉戴庆成案件所显示出的是,多年的法制化运动或农村普法教育并没有给那些受辱的村妇带来真正的法治保障,这跟执法的力度相关,亦跟她们对法治的信心相关。在大时代的阴影之下,她们其实与我们一直关注的留守儿童、农村空巢老人一样,或许早已经在甘心接受一种被遗忘的、抱残守缺、默默承受的命运。问题在于,当我们痛心于留守在阴影当中的那些老弱妇幼群体的时候,我们又真正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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