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一个健康的城市不能缺少“中间层”

孙文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国内外经济学界对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律理解日益加深,以及公民意识的深入,两个观点已经得到较大共识:第一,城市化是伴随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特别是大城市更是由于其集聚效应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和膨胀;第二,身份平等是大趋势,在一国国内不应该存在诸多因素将不同人群隔离并产生歧视等不公平现象。但在我国目前,仍然存在刻意压制大城市发展的现象。

以北京市为例,政府曾在这几年相继公布北京市人口控制目标,如到2020年人口维持在2300万。政府采用户籍制度限制是一个具体的做法,即不让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人口获得大城市户口从而享受相关福利待遇,以减少城市吸引力。在实行配额制度的北京,近年获得户口的难度在进一步加大,在积分制落户的上海等大城市流动人口占比也是越来越高。但是由于经济规律,近几年大城市规模仍在不断扩大。

但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的比例在下降。比如,2017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795万人,越来越多毕业生选择去二线城市、中西部就业。一位北京著名高校负责学生就业老师介绍毕业生就业情况为“几年前留京的比例在六七成,而现在是近一半。很多学生因为在京难落户、压力大,都愿意往外走了,很多时候是主动选择。”这个现象使得我们要思考户籍制度与大城市人口结构关系。

当前户籍制度的主要影响群体是具有农村户口而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也有少量具有小城市户口但在大城市工作的人员,另外就是计划在大城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这几部分群体近年仍在大幅增加,主体仍然是农民工。根据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74亿,占到了全国劳动力份额的相当大比重。虽然在中央政府不断号召下不同层级城市的户籍制度在不断地改革,但是整体上尤其是在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仍然不能充分享受当地福利和被当地政府及居民完全接纳。

虽然一些城市对外来迁移人员有条件地开放居住、就业、入学、社会保险等权利,但由于中央政府并没有在国家层面做出实质性的制度调整和统筹安排,地方政府为了减少人口规模压力,农村户口流动人员的国民待遇和市民待遇仍然较差。一些调查发现近80%的有子女外出务工者将子女留在老家,相应地农村留守儿童和随父母外出的流动儿童数量极为庞大。这些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的经济表现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培育乃至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另外,近些年随着农村土地特别是城市郊区土地升值,部分地区农业户口由于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而受到追捧。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同样使得城市居民获取农村户口存在困难,具有双向阻碍的效率损失。

已经有学术研究针对户籍制度造成的各种经济社会影响进行分析。比如,一些统计数据发现农民工及其家庭不同于传统在家乡农村务农的农民,也不同于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首先,这些来自农村的成年群体和家庭成员并大多数没有将自己视为“城里人”,从而在融入城市上存在很大障碍,并且在面对城市给予的不公对待时选择沉默。第二,相比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农民工家庭在经济行为上与其他两类居民有明显差异。比如在消费上,农民工家庭消费率是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三个群体中的最低,是我国低消费率的重要原因。另外,从就业看,农民工就业主要在城市最低层次——收入最低和岗位最低的体力劳动上,这使得长期农村和城镇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第三,在城市的流动儿童学业和生活条件都远远弱于城镇居民子女,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条件虽然由于父母外出打工收入增加而有所改善,但其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最后,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有明显地将不同户籍来源的人口划分制定政策的倾向,在购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制定很明晰的区别性政策。另外,户籍制度导致的农村城市土地制度不同进而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当也是发展中的重要扭曲问题之一。

本文作者利用中国人民大学暑期期间,组织学生对近期城市内不同户口人群的城市归属感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不到25%的在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城市工作多年,仍然有超过75%的人口认为自己是农村人,难以融入城市。这个比例和前些年的一些社会调查结果相比稍有改善,但仍然问题很严重。另外有意思的是,即使获得了城市户口的人群里,仍然有6.8%的人口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这意味着户籍制度造成的社会隔离有一定持续影响。

户籍制度比较隐藏的一个影响是影响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它一定程度导致了畸形的大城市人口结构。我和合作者近期的一个研究发现,在大城市容易出现素质高和素质低更多聚集的人口分布“两头翘”现象,加剧明晰社会分层。其道理是,获得大城市户口的困难使得中间层人口倾向于回下一级的城市或老家城市,以享受当地户口和对应福利,并享受相对高的社会地位;最高素质人口能够获得大城市户口从而留在大城市,最低素质人口由于到哪里都是受到歧视因此宁愿留在大城市获得相对高的收入。这个理论发现和近期我对北京若干大学毕业生工作地点选择进行的调查结论类似,即最高端和最低端大学生留在北京,中间层毕业生返回老家省城工作。调查工作地点选择原因时也发现户口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健康的城市应该是各类人才共有的,并且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分布。相对于这一合理分布,“两头翘”的人口结构更明确了社会分层,不利于社会融合。

严格的户籍制度有众多负面影响,反过来说户籍开放会改善这些结果。近几年,重庆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户籍改革,其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针对“中间层”建立了较多的公租房,不但解决户口问题,而且解决对应的居住问题。这使得重庆的人口结构对比北京深圳等地“两头翘”现象不明显,属于比较自然的城市人口结构。同时,重庆的户改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下降,加快了社会融合,在各方面尤其是针对中间层的措施可以作为东部大城市户改的示范。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8_156308.html

本站原创,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观点中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热门事件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