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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参与公益,怎样评估企业“社会业绩”?

盘和林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5月18日,阿里巴巴集团公布2017财年第四季度财报及2017财年全年业绩,专章对企业责任做了介绍。当天,阿里巴巴集团同时披露了2017财年公益最新数据:超过3亿用户、178万卖家通过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平台参与公益行动。四分之一的中国人通过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平台参与公益行动;2017财年阿里巴巴平台和蚂蚁金服平台共推动社会公众47亿人次参与公益。

阿里巴巴的财务报表不可谓不亮眼,而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其“公益”财务报表,这是一份璀璨夺目的“社会业绩”,推动了占全国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剁手党”参加公益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不过,在商言商,公司追求财务业绩的增长天经地义,但“社会业绩”的改善究竟该如何看待?如何评估?这是引导更多企业履行“企业公民”的重要推动力。

在美国经济理论界或是商界引为经典的是“企业的职责就是赚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lton Friedman曾说:“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这是将经济视为不具备任何价值目标的“纯粹的经济”,这种观点到现在仍有市场。

到了1953年,Howard R.Bowen发表划时代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提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后,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尤其是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下,企业需要有经济业绩(财报主要指标)、社会业绩、环境业绩的“三重业绩”也成为经济伦理的核心共识。

“社会业绩”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是,才算是正当的事业”,这是经济正义性的要求;从企业自身需求的角度来看,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一个健康的企业和一个病态的社会是很难共存的。”这就要求,企业在追求业绩增长(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业绩”的改善。

阿里巴巴集团在2017财年全年业绩时专章公布“社会业绩”,引出了一个极为有意义的话题:“社会业绩”与传统意义上财务业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呢?“社会业绩”所带来的“商誉”对公司经营良性影响如何评估测量呢?这直接关系到如何激励股东支持企业“自愿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积极性。

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来说,公司与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缔结了一种无形的交易关系,比如环境保护、质量等社会伦理责任,而各个利益相关者为公司提供资源和良好的营运环境。问题是,公司追求“社会业绩”时,必然要支付一定的时间或物质成本,这会降低财务业绩,公司在“自愿承担”社会责任时就会权衡成本与收益。

当然,“社会业绩”也会提高“财务业绩”,因为良好的“社会业绩”会使公司获得较好的“商誉”,并传导到公司经营的具体业务项目,形成品牌,“选择道德的消费”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此外,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也降低了企业的营运成本。

有学者从选择了69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设置了“捐赠支出比率”“资产纳税率”“职工所得贡献率”“环保投入比重”“是否通过ISO1400认证”等作为“社会业绩”指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业绩与财务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上市公司“社会业绩”改善也促进了财务业绩的改善。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对是否披露“社会业绩”信息没有强制要求,除少数重污染行业以外,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没有披露“社会业绩”或相关指标缺乏。期待更多的公司像阿里巴巴集团一样,每年公布更加详实的“社会业绩”指标,为更多学者对“社会业绩”进行定量研究。相关部门也要引导相关公司评估企业“社会业绩”,这对我国企业健康 成长、提升经济伦理道德是有直接帮助的,激励更多“有道德”的公司参与追求“社会业绩”更是民众之福、社会之幸。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8_1656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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