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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地区的示威浪潮:巴勒斯坦的绝望悲歌

王晋 以色列海法大学博士候选人 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近日巴以局势持续紧张,不久前发生在加沙地带的和平示威中,已造成1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加沙地区的乱局同样波及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30日深夜发表电视讲话,谴责以军枪杀巴平民,称以方应对此负“全部责任”。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谴责以色列的行动是“非人道攻击”,甚至称呼以色列为“恐怖分子”。

加沙地区发生的惨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加沙地区的民众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参与人数众多,而且情绪激动,一些民众手持石块向以色列军人发动袭击,甚至还有一些民众试图翻越隔离墙,引发以色列军人的反击;另一方面,以色列军队尽管装备先进,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以色列军人大多数是一群20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在面临汹涌而至的愤怒民众时,很难在客观上约束自己不产生过激行为。

加沙地区此轮冲突,其实早有预兆。早在3月中旬,以色列国内一些科研机构就已经公开发布消息,提醒以色列情报机构和民众注意来自加沙地区可能的“暴力威胁”和“示威游行”。而事实上,加沙地区的示威游行活动,确实显示出了一定的组织性,包括加沙地区实际控制着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巴勒斯坦“圣战”运动“吉哈德”,以及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等不同的政治和军事团体,都一起动员民众参与到游行示威的活动之中。

但是帮助策划游行示威,并不代表着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民众是在“被动”的参与政治事件。对于加沙地区的民众来说,巴以和谈前景黯淡,加沙地区生活压力居高不下,失业率奇高(甚至高达60%),生活基础设施奇缺,断水断电是平常之事(有些城镇每天只能保证一个小时的供电),民众无法出行(以色列和埃及封锁了加沙),国际援助尤其是阿拉伯“兄弟”的援助“口惠而实不至”,这样的日子,如同“活监狱”,彻底的打破了加沙地区巴勒斯坦民众的希望。

从2007年巴勒斯坦主流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加沙爆发内战以来,哈马斯成功的占据加沙地区,但是与此同时也让其控制下的加沙成为了中东地区的“孤岛”。以色列和西方世界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关闭了通往加沙地区的口岸,并且在加沙地区水域展开巡查和封锁;2013年埃及塞西政府执政之后,开始打击埃及国内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考虑到哈马斯历史上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1987年哈马斯成立之前,长期是“穆斯林兄弟会”驻加沙分支),因此对于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区充满疑虑,进而长期关闭了连接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的口岸。

由于哈马斯在2011年以后倒向叙利亚反对派,因而彻底得罪了自己的“支持者”伊朗和叙利亚政府,而新的“金主”卡塔尔和土耳其,要么是投入的援助有限,要么是无力突破以色列和埃及的封锁,加沙地区民众长期被禁锢在这片狭长的地域内,不断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必然带来社会和人道主义的巨大危机。

面对窘境,哈马斯领导层也在不断的调整着战略,试图通过与主流派别法塔赫“和解”的方式,来解除加沙面临的发展困局。从2017年起,长期执掌哈马斯领导层的强硬派人物马沙阿勒宣布“到站”,但是在去职之前,马沙阿勒与哈马斯领导层力排众议,通过了新的《章程》,软化了哈马斯在国际和地区一系列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为后来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和解铺平了法理依据。而随后以哈尼亚为首的哈马斯温和派领导层上台,并在埃及情报机构的帮助下,与法塔赫展开和谈。哈马斯最终决定向法塔赫做出重大让步,组建联合政府共同管理加沙。

但是很快,哈马斯内部强硬派和下属各个军事派别,对于哈尼亚的不满与日俱增。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巴勒斯坦两大派别和解协议达成后不久,宣布将哈尼亚和其他哈马斯高层列入“恐怖分子制裁目录”,恶化了哈马斯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哈马斯军事派别领导层对于哈尼亚让步太多表达了不满,毕竟此举意味着哈马斯军事武装人员可能会失去自己在当地的主导权。因此在3月份,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了针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哈姆达拉和法塔赫情报机构负责人马吉德的暗杀活动。虽然这次暗杀失败,但是却让法塔赫高层异常愤怒,也显示出哈马斯领导层无法有效管控自己的部下。在此背景下,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和谈破裂,加沙地区继续陷入长期的“被围困”状态。

当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民众面对当前的僵局,只能通过走上街头,向边境线的以色列人发动袭击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但是面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在“阿拉伯兄弟们”正陷入内部纷争,他们对于巴勒斯坦援助既缺乏动力,又缺少实力之际,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和绝望,似乎仍然无处宣泄。(责任编辑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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