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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消费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

——“将改革进行到底”系列述评

蔡志洲(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改善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随着现代科技、工业化进程以及专业化分工,以及现代服务业(金融、信息、交通运输等)的发展,这种服务对消费发展的促进意义表现得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迅速增长的投资,就不可能有迅速增长的消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以实现全社会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反过来说,投资的增长应该反映消费增长的需要,以消费带动投资,并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实行精细分工,形成和延长产业链,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工业体系是以国防工业为主导的,为了促进国防工业的发展并带动其它工业的发展,我国实施了高积累政策(1978年消费和投资在国内最终需求中所占的比率分别为62%和38%),在人民的消费水平低下并且长期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仍然实行着高积累和高投资,结果人民生活长期贫困,工业也没有搞上去。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国家开始更加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1978-1982年,投资比重下降了6个百分点,相应地,居民消费开始增加,并且开始出现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并带动了新的投资,这使中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末,耐用消费品的发展和升级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巨大的拉动,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摩托车、空调、电话、电脑等的发展,不仅满足着群众的需求,带动了投资,还为我国在未来用这些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过盲目投资的现象,尤其是很多老的国有企业缺乏风险控制意识脱离市场盲目扩张,造成过不少的浪费,但从总体上而言,投资还是适应了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的。世纪之交,我国的消费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汽车和住宅成为居民家庭新的消费热点,形成新的拉动投资的经济增长点,并带动了钢铁、水泥、建材等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的消费升级一直都是在追赶发达国家,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追求的新大三件(电视、冰箱、洗衣机)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普及,那么到了现在,中国拉动消费的主要动力已经和发达国家一致,只不过在普及水平上还和他们仍有差距,这种差距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取得跨越式的增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人民收入不断改善、消费需求稳步提高的必然结果。

消费和投资的互动关系,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上反映的。但是如果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那么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加速的经济增长,对投资的效应更为敏感。改革开放中前期我国的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之所以能够领先于其它地区优先获得发展,其最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在特殊政策下吸引更多的来自国内外的资金来进行投资(包括进行基础建设投资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对各个地区而言,情况正好反过来,不是由当地的消费来拉动投资,而是要先进行投资,把所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供更加广大的人群消费,再回过头来改善当地人民的收入和消费。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实现高增长的主要途径往往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中央政府要实现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要处理好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而地方政府要推进或加快经济增长,首先需要的是招商引资,通过扩大投资来发展当地经济,然后才谈得上改善当地群众的收入和消费。如果当地没有投资,经济发展不起来,改善群众的收入和消费就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也存在着一种现象是,通过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当地的GDP上去了,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有限,经济增长的成果中的相当大部分又重新转化为投资,为增长而增长,只有一部分人从中受益。

可以看出,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希望实现和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实现目标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在国民经济的层面,经济增长需要全面和协调的最终需求拉动,包括消费、出口和投资的拉动,而在地方,首先要靠投资把经济带动起来,然后才能考虑其它问题。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人们的收入有所改善、消费需求有所提升的时候,满足这些消费的生产能力是在一些经济优先获得发展的地方形成的,如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也就是说,少数优先发展起来的地区的加速投资为整体的消费增长提供了支持,并使自身得到了优先发展。进入新世纪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也逐渐有了发展,投资在不断增加,但发达地区的投资并没有因此而减弱,这就导致了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投资需求,消费和投资需求失衡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对各个地区的增长和投资本来应该实行差别对待的政策,尤其是要使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投资有更快的发展,以增加这些地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整体地提高全部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再反过来拉动各地的投资。中央也这样做了,如实施了振兴东北、开发西北战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主要取向是经济增长。因此“保”和“压”的力度都不够,这就使得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都在抓见效更快的投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仍然存在的同时,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又加剧了。投资在不断的增加,而在创造了GDP后,又把更多的增量转入投资。这势必造成生产能力出现过剩,而要消化这一部分过剩的生产能力,我们一方面要扩大出口,另外一方面就是用更多的投资去消化它。

用支出法GDP中的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来衡量,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长期年均经济增长率约在10%左右,年均投资增长率约高于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在11-12%之间,而年均最终消费增长率约低于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在8-9%之间,这使每年的最终消费总量与资本形成总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1982年,在我国的国内最终需求中,消费和投资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7.6%和32.4%,也就是消费率约为三分之二,投资率约为三分之一。在此之后,投资率开始在波动中逐渐提高,到了1997年-2002年期间,投资的比重稳定了下来,连续5年保持在37%左右,已经超过了日本和韩国高增长时期35%左右的最高纪录。而从2003年到2009年,我国的固定资本投资明显加速,投资率也开始迅速提高,从37%上升到了49%以上,一直保持到现在。按照世界各国的一般经验,当资本形成占国内最终需求的比重达到30%以上就属于很高的积累率,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30%以上的积累率也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30%以下。由于中国的起点低,高速经济增长的时间长,所以较高的积累率和投资率还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太高,投资后不能形成生产能力,那么即使当年形成了GDP,转化成资本存量不久后又闲置或浪费掉了,这样形成的GDP是虚的,没有实际意义。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事实上在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同样的经济增长所带给社会的消费增长是递减的。虽然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改善基础投资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发展面向全球的经济、满足人民消费需求以及改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都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是在国民收入中长期地将如此大的比重转化为投资是有问题。用更多的投资来消化已经形成的严重产能过剩,只可能是推延矛盾暴发的时点,而且由于积累的矛盾更多,对经济增长的损害也就更大,可能使更多的投资转化为闲置的、浪费的、甚至是无效的固定资产。从我们自身的发展经验上看,如果能够把资本形成占国内总需求的比重控制在40%左右(2003年以前的水平),同时提高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质量,应该足以支持我国的较高的经济成长。如果高于这个水平,不但消费的增长可能受到限制,所进行的投资出现闲置和浪费的风险也会增加。

这里还要谈一种特殊的消费和投资,那就是居民的住房消费和投资。近些年来,它是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从投资上看,在世界各国在经济统计中,居民购买住宅属于投资行为,它的资金来源可能是自有资金、也可能是贷款或其它方面的收入,或者是几种资金来源相结合(如分期付款中即有作为“首付”的自有资金,也有银行贷款),它对我国近年来的固定资产投资贡献很大(在每年的固定资产形成中的比例在20%左右)并产生了一系列的乘数效应;而从消费上看,世界各国的经济统计中,居民的居住消费是所居住的房子的房租或估算的房租所估算的。住房消费拉动了住房投资,而住房消费应该是和住房投资相适应的。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移动,还反映为城镇人口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移动,这就导致了发达地区(所谓“一线”“二线”城市)人口激增,房价急剧上升(房价上涨的原因很复杂,在这里不深入讨论,但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相对稳定甚至是减少的,简单的改善性需求不可能使房价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在这种上升中,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收入,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政府其它支出, 以进一步吸引投资。我们进行过的研究表明,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后,房价的上涨程度是和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一个城市的经济所吸引的投资越多,经济也就越发达,吸收外来人口的相对能力也就越强,房价上升的幅度也就越大,改善居条件的住边际成本也就越大(这意味着当地的投资和生活的环境开始恶化)。在一线城市形成一个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的支出,在三线城市可能购买五到十个平方米,但由于一线城市可能有更好的教育、医疗、信息、交通以及个人发展的条件,所以仍然在不断扩张。但这种扩张其实是不可持续的,政府运营不能长期靠出让土地支持,城市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同时,从国民收入使用的角度看它也是低效率的,本来可以用来改善五至十个家庭居住条件的资金,到了高房价地区就只能改善一户。从表面上看,由于价格因素的作用,按现价计算的GDP好像增加了,但在实际上,同样的资金所形成的居民投资和消费的实际增量却是递减的。这也说明了不均衡的投资和区域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在降低投资和经济增长效率的。

由投资过多而导致的的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很多企业难以为继,因而有可能影响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这并不是说我国的整体生产能力已经到达了多高的水平,而是经济活动的循环出现了问题,一端是很多企业生产的投资品和消费品卖不出,价值无法实现,另一端是社会上还有大量的低收入人群,消费和生活水平都需要大大提高。这就是本来外部世界能够消化我们的一部分产能,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又使得我们的出口增长受到严重影响,必须依靠增加内需尤其是增加消费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增加消费不是鼓励浪费,我国目前的浪费主要表现在对食品、餐饮的消费上,使我们的很多相关的生产活动成为无效劳动,而粮食和食品对我们来说本身就是紧缺的,所以才会出现在消费品价格指数中,食品价格的上升带动整个指数的情况。同样的浪费也出现在住房消费上,很多人购买了住房,不是为了居住和使用,而是为了以更好的价格卖出去,在推高市场价格的同时,又造成了住房的闲置,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浪费。浪费是违背经济学资源有效利用原则的,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浪费成风,另外一部分人的基本生活还得不到保障,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的体制和机制出现了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制度来遏制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以及改善经济活动的运行机制。但我国现阶段消费和投资的结构性失衡,则是和我们的决策有关。这就是各级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过于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对消费拉动重视不够。一般地说,投资具有较大的弹性,而消费具有较大的刚性。因此要促进投资,短期就能够组织资金推上去,而消费是千家万户的行为,高收入者的消费的弹性是比较小的,增加的收入大多会被转化为储蓄和投资,而中低收入的人群如果收入增长缓慢,而对未来的预期又不好,也很难迅速地增加消费。所以在世界各国,政府所采取的短期刺激消费的政策,可能会为企业消化一些库存,但一般不会导致中长消费增长率的提高。

因此,鼓励消费不能只依赖于居民家庭的支出行为的改变,要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和居民家庭收入联系起来。首先要看到,对中国而言,真正潜在的消费市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了,人民收入增加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后顾之忧缓解了,人们的消费方式自然会发生变化,就有可能出现加速的消费增长。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中前期,是全国支持了今天的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那么到了现在,国家就应该为欠发达地区创造更好的条件,包括对他们输血和建立造血功能,为他们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发达地区的继续发展主要是要靠自身的努力。从全国而言,应该建立和发展更多的经济中心,改变目前经济资源和人口向少数地区过度集中而导致的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恶化的局面;其次是对地方政府而言,要有正确的业绩观,一个地方的政府是不是有所作为,不能光看它有多少投资、多少GDP,关键是要看这些投资和GDP能否对改善大多数人民的收入和消费做出贡献,而不能只是为少数人服务。从考核顺序上看,首先要看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能不能持续地改善,然后再看经济增长,这样,经济增长和投资才能真正地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因为小康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联系的。如果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的持续改善的,必然要有好的经济增长来支持。但是反过来则不一定,为了经济增长而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在基层并不少见;第三是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要敏锐及时。党的十八大中,提出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从发展趋势看,如果中国能逐渐地让以往的投资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使居民收入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最近两年的情况就是如此),那么在国内总需求中,消费的比例就会重新上升,居民消费和公共消费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增长,人民群众也会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和福利。但是这些实惠和福利不应该建立在具体的决策上,而应该有制度的保证。比如说,2007年以后我国发生了两次通货膨胀,虽然就总体而言,我国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的平均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物价水平(即CPI)的上涨,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工资或保障水平没有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水平是相对降低的。而在上世纪80年代时,虽然由于价格体制改革物价上涨的幅度较大,但伴随着每一次物价上涨,国家都会采取相对的补偿措施,但近些年来,这方面的举措已经越来越少。进入新世纪后,在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在不断增加,而住户部门(居民)所占的份额在减少;在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分配差异也在扩大化。这就导致了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这就从收入分配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的消费增长会趋缓。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我们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追求,但其结果是既影响了公平,也降低了效率。因此,要使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不但要改善我们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还应该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改善和发展和我国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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