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日本如何化解少子化危机?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2015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口比例达到23.3%,创历史新高,继续居世界首位。1997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开始大于15岁以下少儿人口规模。一方面,随着医疗的进步,人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延长,长寿化、高龄化导致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另一方面,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生育行为受到生育成本制约,生育率持续低迷。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4月1号,日本全国未满15岁儿童为1665万人,比上年减少了12万人,少儿人口规模连续31年呈减少趋势。此外,少儿人口比例出现了连续38年下降,2015年少儿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3%。根据联合国统计,在拥有4000万以上人口的27个国家中,日本的儿童人口比例最低。近年来,日本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日本政府为此头痛不已。虽然日本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奖励生育,无奈不少日本人仍然觉得养育子女是一项沉重负担,甚至连结婚都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据2010年统计,日本30-34岁女性未婚率达到35%,甚至35-39岁女性的未婚率也达到了23%。而35-39岁日本男性的未婚率更是高达35%,超过20%的日本男人终生未婚。大量未婚人口的存在导致已婚生育率大大下降。日本有学者警告,如果出生率继续下降,一千年后日本人将不复存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强力夹击使得大和民族的前途暗淡。

“少子高龄”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头号国家危机。日本人口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始于1970年代初,二者已然形成了一种互相强化的恶性循环,存在着一头沉一头起的跷跷板效应。一端是严重少子化,另一端是重度老龄化。一方面,少子化给日本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资源的匮乏,进而导致经济衰退、内需不足。日本总人口将于2060年减少到8600万,届时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将由2015年的8173万减少到4418万,受此影响日本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将由2011年的6.7%降至3.2%。另一方面,老年高龄化给日本的养老金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全称是年金保险制度。日本公民在20~60岁连续缴纳25年年金,65岁之后就可以将这部分年金取出使用。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使得支付年金的人越来越少,而老龄化使得支取年金的人却越来越多,二者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人口危机动摇了日本的养老福利体系。

在应对人口危机方面,日本政府采取的综合对策指向明确,就是鼓励生育:

首先,立法推进育儿支援政策。2003年7月,日本国会决议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同年9月实施。2004年6月,日本依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制定了首部少子化对策大纲,此后每五年修订一次。2015年3月,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新的少子化对策方针——《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大纲指出,少子化“已处于可能动摇日本社会经济基础的危险状态”,提出将今后5年定位为集中处理少子化问题的关键期,着力从五方面入手解决少子化。大纲明确提出把在妻子生产后男性休陪产假的比例提高到80%,并首次提出减轻3个子女以上的多子女家庭负担、为年轻人结婚提供支援等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希望大纲的推出能促使日本全社会共同行动,营造有利于结婚、生育、育儿的社会环境,并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社会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

其次是鼓励婚姻。在日本只要年满16周就可以在得到父母允许的情况下结婚生子,20周岁的年轻人,就可以自由决定婚姻生育权利。目前讨论较多的是“姓氏选择权”。日本的传统是结婚后妻子从夫姓,孩子从父姓,但是随着现代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越来越高,有人提出可不可以在结婚后让女性享有姓氏的选择权,孩子也可以随母性。这样一定程度上能鼓励年轻女性结婚,而结婚人口增多就可能提高婚内生育率。

再次是增进生育福利。日本不断优化和强化鼓励生育政策,除了生孩子住院给予费用补贴外,生下来后每个月给牛奶金补贴,最近提出只要生下第一胎就能收到政府补贴1000万日元,还有各种奖励多胎等政策。日本妇女享有的产假和育儿假期合起来的时间长达一年左右。对生病儿童的照顾也有假期。日本从1972年起就断续施行了儿童津贴制度,每月补贴数千日元(1万日元约合524元)。早期的儿童津贴制度对儿童年龄等有较多限制,有些仅限于儿童3岁以前或者6岁以前,并且对家庭收入有限制。而2010年施行的儿童津贴制度则取消了家庭所得限制,规定15岁前每月可领取1.3万日元。2012年这一政策又有变化,对家庭所得有所要求,并且对3岁以上和3岁以下15岁以下的儿童实行1.5万日元和1万日元的差异补贴。考虑到巨大的育儿成本,这一津贴只不过杯水车薪。

第四是加强社会支持。日本有很多保育园和幼儿园,配备专业的育儿师,这样会给很多双职工家庭带来便利,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鼓励他们多生孩子。在日本,孩子上保育园和幼儿园的50%以上的费用是国家支付,只有20%左右的费用由孩子父母负担,而且费用的多少是根据每个家庭的收入状况来决定,比如收入高、缴税多的家庭需要交的学费多,反之则少。

由于日本妇女婚后继续工作的情况在增多,而日本家庭通常没有长辈带孙辈,所以对保育设施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1994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天使计划”,完善保育服务制度,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待机儿童0作战”计划,2004年又提出了“儿童、育儿支援计划”。2014年日本全国的待机儿童还有2万多人,说明日本的入托难并没有完全解除。

第五采取积极的国际移民政策。日本政府一直鼓励外国人在日本就业、留学和定居,获日本国籍的其享受的生育补贴政策基本与日本人相同。

2015年,日本总人口数1.26亿,中国人口却接近14亿,庞大的人口总量掩盖了许多问题。相比日本,我国刚刚开始意识到人口大国也存在着“高龄少子”问题,并试图通过全面二孩政策来避免过低的生育率,但这种改革的面既不宽,力度也不够大。其实,中国的人口危机潜伏着比日本更巨大的惯性和负能量,但危机的性质与日本相似:首先是人口低生育和少子化问题,其次才是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两大问题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

对于日趋严峻的少子高龄化问题,中国并没有真正警醒,还深锁在人口太多假象的迷雾中,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大雪崩、长期的劳动力短缺和经济下行新常态也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日本人口少子化危机给我们的警示是,遏制少子化进程需要时间上的提前量。人口问题具有慢热性,好比温水煮“青蛙”,事到临头往往已经来不及。日本总和生育率1970年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TFR只有2.13,少子化初露端倪时就已经蕴藏了更低生育率的内在趋势和强大惯性,这时就要采取鼓励措施以防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日本并没有把控人口内在态势的觉悟和行动。果不其然,在自然状态下,日本于1973年TFR迅速下降到1.57,于是朝野震动,这就是著名的“1.57 shock”。对于少子化问题,日本的反应是滞后的,这是一个教训。2005年,日本生育率达到最低,仅1.25,而中国低生育率来得更早更低,2000年达到1.22,2015年只有1.05。

从1980年开始,中国通过限制性生育政策的力量推动了人口少子化的进程,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日本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专门出台了应对少子化危机的社会对策,抓住了少子老龄化的源头问题。如果说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促进老年人的健康、贡献以及与社会的亲密、和谐,那么老龄化问题的源头就是维护好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动态平衡,使得亚人口之间能够互相依存。比较来看,中国还匮乏强有力的家庭友好-鼓励生育的社会福利政策,严峻的少子化态势告诉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放宽生育政策,否则很难避免更低生育率的危机和冲击。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98_155198.html

本站原创,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观点中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热门事件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