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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践行公益慈善，还是帮助他人，都应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充分注重他人的意愿和选择，而非简单直接地给予，更要防止把好事办坏，让慈善成为某种暴力。
很明显，假期立法已然走上“锯木头”的窠臼，因需而锯，厚薄自便，不断给假期增项扩容，既不严肃，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立法只靠自身的善意，而无视可操作性，其实是伪善意。
因流浪狗伤人事件频发，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决定对该县城区内无主流浪犬类进行强制捕杀。捕杀流浪狗对防止城市“狗患”来说，向来都是下下之策，虽然成本较低、简单易行，但效果无法持续。
保障老年人权益需要的不止是明晰的权益清单,更需要在实务中有家庭之外的强力“他保护”。也只有干涉“黄昏恋”的矛盾跳出“家务事”的范畴,对老人权益的保护才可能到位。
据了解，为了保护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参观活动严格执行预约制，单日最大游客承载量控制在6000人次。还应放大门票预售的周期，增强票务透明度，加大景区营销力度，引导游客理性选择，把限流融入精细化管理之中。
旅游服务的管理,要做的是建立跟上发展步伐的市场规则体系以及采用有利于市场竞争的监管方式,在此之前,对“共享旅游”之类的模式需要包容。
治理酒驾发挥好教育功能，的确是事半功倍之举，但方法创新不能越过权力的边界，更不能绑架公民的权利，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相对于道德的说教，“救人值不值”争议，恐怕更须制度来消弭，即健立健全见义勇为终身的保障制度，让他们实现伤有所医，父母及自身养老有所帮助，个人就业、子女教育等实际困难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等等。
把水质定量评价的数据公开，一方面是顺应社会对水环境保护的期待，满足公众知情权，引导公众理性监督；另一方面，则是倒逼地方政府尤其是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责任。
可见,党员干部微信红线,不仅是单独给党员干部使用微信立规矩,而且是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触角向微观层面的延伸与覆盖。微信红线是党纪的延伸,也是党员干部使用微信必须要遵守的底线。
从立法的思路来看,“禁养烈性犬”可以效仿“酒驾入刑”。在此基础上,地方列出禁养烈性犬的品种清单,划出城市禁养的区域,配套的具体管理规定才有可能落实。
堵上“误捐门”，一方面需强化捐赠过程中的提示和保护义务，最大限度堵塞漏洞，减少捐赠误操作的可能；另一方面则需完善规则，设计相应的“容错”制度。用规则约定来规避“误捐”争议，既有利于简化程序，更有利于营造公益捐赠理解、包容、尊重的社会氛围，切实呵护社会爱心善意。
5月2日，多个户外团体在鳌太线穿越时，遭遇暴风雪，40人被困。户外探险与生俱来的风险是确切的，可能导致的伤亡等严重后果可以预料，足以使得驴友保持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既然户外抢险无法通过门槛限制，还不如公共管理层面加强引导，依托户外探险民间组织，给予指导和培训。
赋予职工对医保个人账户支配更大的权利，不但没有影响医保资金的使用安全，反而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一直以来医保卡个人账户也制约了在保职工自由支配账户资金，如年轻职工账户余额沉淀，事实闲置。
文物损坏和失窃，第一时间报告和报案，必然是文物安全最后的防线，一旦隐瞒不报，意味着文物安全底线的彻底丧失，这比管理不作为更应谴责。公物被盗，负有管理责任的机构向主管部门报告、向公安机关报案，是职责所在，更何况被盗的是文物，如果不及时侦查追踪，后果会更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