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性”到“决定性”，最为关键的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即需要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尤其是政府要实现从“权力者”“支配者”角色向“服务者”“义务人”角色转变。
当然，我们也不是全然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类似乐视和贾跃亭的“盲目投资”几乎到了与“庞氏骗局”相提并论的时候，这说明我们资本市场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上出了问题，监管部门须尽快“亡羊补牢”。
因此,制造业不能再带有“与我无关”“网店损害实体经济”等旧思维,而是积极利用、善用“网络制造”思维,在供给侧改革中积极作为,实现自我蝶变。
我国服务经济的增长空间和潜力还很大，我们离服务强国还有不小的距离，这需要我们持续深化服务业改革，让服务业继续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并向服务强国迈进。
融创的营销能力极强，意味着现金流较强。在调控政策极度严厉的情况下，合同销售额今年有望超3000亿。甚至可以说，融创即便出现“资金链”问题也绝不是因为此次并购造成的。
“政绩不够，数字来凑”“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哄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这一条条顺口溜都是对于统计数据“失真”的不满。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改变一些官员的“赌徒心态”，关键是要延长经济数据的奖惩评价周期，从而降低官员在风险情况下的“短期风险偏好”。
我国房贷对贷款人偿付能力的审核方式还是处于“牛栏关猫”的阶段,不利于我们防控房贷所带来的信贷风险甚至是金融风险。从某种意义来说,投资者的冒险才是“灰色房贷”的源头,切实提高偿付能力及意愿的审核标准才是“堵源头”之举。
人生就是一连串“偶然”结合而成的。欲望是改变我们“锚定”的最根本原因，但并不是所有欲望必然导致不好的结果。也唯有如此，才会在“一百万分之一的人生”中“锚定”你的“未来的模样”。
两位经济学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预测今年中国的GDP将维持在6.7%，李稻葵甚至表示，如无意外，明年中国GDP可以达到6.9%。围绕GDP是否能反映真实的经济状况等争议，无论是在学界或者实业界，无论是国际或者中国，从来没有停歇过。
不合理的税收可能扭曲经济政策，并产生一种超额负担，即“征税的无谓损失”，纳税人的经济福利减少超过政府筹集的收入部分。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等人也强调如何征税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税负公平”，并促进收入公平分配。
“从长远来看，给小微电商‘减负’肯定是利大于弊。”，这是毋庸置疑的。部分传统商业与其艾艾怨怨，还不如主动顺应未来商贸方式的变迁，这才是明智之举。
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就是一个鲜活的证明，在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样的情况下，经过改革将制度进行优化，释放出令世人刮目的生产力。土地、劳动力、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只有在制度的协同下才能发挥最大生产力。
基于消费者保护和金融监管原则，虽然大学生已经具备民事能力，但大学生没有独立、稳定的经济能力，即还款能力，必须引入“监护人制度”，如监护人的审查与把关甚至是担保，否则就应由放贷公司承担不利责任，对大学生进行“消费者特别保护”，只有这样才会倒逼放贷公司遵循金融的谨慎性原则。
和而不同 现在美国牛肉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后，我国牛肉产业迎接“危机”，以“美国牛肉”为师并真正经历一些市场的摔打，或许不是一件坏事。
(5月22日《经济日报》) 继减税降费之后，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党中央国务院又一为企业减负的重大战略部署。但客观地说，即便是“五证合一”，我国企业注册方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很高，我们还有很多不必要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