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衔
-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 著作
“老朋友”要来了，笼罩于中马上空的疑云也将层层拨开，中马关系在经历此前的不确定挑战后或将迎来发展新契机。当然，两国合作的“提质升级”在迎来发展新契机之时，也需要彼此以务实、互利态度来培育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原动力。
越南反腐也有深厚的社会民意支持，越南民众视腐败为“国难”，而将腐败分子叫做“内寇”，认为“内寇不除、国难不已”。实际上，丁罗升一案只是越南20世纪80年代中期“革新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持续发酵的一个涉及越共前高官的特大案件。
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等东亚峰会成员国来说，“双轮驱动”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合作方面保持着更为积极开放合作的心态，为东亚合作构筑更为坚实的经济与政治安全支柱。
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便车”的结果。通过此次会议，越南向国际社会直观地展示了岘港这座城市，但实际上也是在向世人展现过往11年来越南革新开放的成就。
2015年失去“国父”李光耀后，东南亚最富足、且长期稳定的弹丸小国新加坡经济、内政与对外交往风波不断。步入“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正在经历政治、经济、社会与对外交往方面的深刻调整，不安乃至部分保守的情绪正是其“小国脆弱性”的体现。
兵者，不可不察。中国应杜特尔特之邀，参与菲南部海域协同巡逻与打击海盗，虽已 “出师有名”，但应该找到更合适、稳妥的方式。贸然出师并非明智之举。
“越新党”对越南及中南半岛地区构成危害虽已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但直到最近，越南公安部才首次正式对外公开认定该组织为“恐怖组织”。新世纪后“越新党”的行事方式出现了改变，以“民主”大旗掩盖推翻越共政权的目标则成为该组织行事方式的重要特点。
显然，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经济领域，过往25年都是中国-东盟关系的成长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东盟关系也逐步建立起了政治对话与经济合作两大支柱。
本月18、19日，一次旨在讨论1965-1966年排华屠杀、大清洗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东南亚多个民族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信众温和，而这一精神特质也延伸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随着我国海军远洋能力的增强，我国在海上军事活动方面的相关立场已经与美国并无本质差异。甚而可以说，我国在海上“航行自由问题”上与美国拥有的共同利益将会越来越大。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可为马来西亚各个方面带来深远影响。马来西亚应积极为外来投资和国家发展创造一个政治相对稳定、族群和睦与社会安全的大环境。马来西亚须重视其与中国乃至亚太市场的连通性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香会”后，美国应知止，并为6月下旬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做好准备，也更应为9月中美两国元首的再次聚首创造一个合适的氛围。若能如此，中美关系将不殆，南海局势亦将不殆。
希拉里做不了扳道工，却可以发挥一个老人的余热为太平洋世纪的和平作贡献。至于我们，除发展和以自己的发展引领周边外，还应努力为中美关系营造相互重视、彼此信任与尊重的大框架、大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