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规模的增加不是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而是海外市场需求的复苏和中资企业成本管理的效果开始显现的产物,即中资企业的海外订单主要来自于经济正在回暖的美国市场和近来发展势头较好的东南亚国家。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自贸区的鲜明特色可能反映在金融、贸易、航运等五大领域的开放政策上,以及管理、税收、法规等五个方面的一揽子创新中。自贸区内也很容易形成像德国银行业那样的“关系型金融”服务贸易模式。
民营企业的力量正在转向虚拟化,尽管短期能带来收益,但是不是可持续?这要引起警惕。
中国应未雨绸缪,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体系和城市化与社会福利制度等重大实体经济部门的改革来吸收未来欧美日发达国家流动性泛滥给我们造成的冲击,而不能被动得只通过我们自己单一的紧缩货币政策方式来解决人家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和输入型通胀等政策后遗症;而且,不能够不讲究时机和尺度来推进要素市场的...
“只要让投资者感受到企业的内在价值,并确认能为他们带来财富,资本的逐利性会使美国投资者重新捡起这些有成长性的股票。”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步发展,都处于周期下行的调整阶段。内外物价连续低迷正是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和市场消费动力缺乏的滞后反应,也是庞大的内外“救市”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的真实写照。
要解决外需不足的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国内实体经济生存的问题。不少中小企业不愿意做实体经济,出口自然上不去。所以要稳定外贸,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改善实体经济经营环境,让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
最近,中美贸易摩擦呈现明显的升温迹象。需要特别重视的是,在目前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中美间的贸易战很可能引发非常不健康的“群体性”对华贸易战。当下由于教育和研发能力偏弱及制度缺陷,大多数中国企业缺乏和美国企业在高端产业上的竞争实力。
中国在面对这场越来越复杂的贸易战时,应该一如既往地坚持自由贸易理念,为“培养内需”所需要的增长环境赢得宝贵的“调整”时间。同时,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胸怀,既要注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内在比较优势——贸易和投资支撑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的结构,也要强化国际政策协调的力度——利用国际...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利润膨胀而资产质量却不断恶化的格局,监管部门率先要建立起“逆周期”的调控思路。要在事前通过强化资本充足率、风险拨备等审慎性监管的手段,抑制银行在盲目的信贷扩张中不断积累的系统性泡沫风险;还应该在繁荣时期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分散银行业务增长过快所带来的...
财政收入的10万亿元能不能偿付与民,把收入转到民富的身上,然后来推动民富所带来内需增长的动力,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欧债问题再次传来了不祥的声音: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下调欧元区9个国家的信用评级,其中包括一直持有最高3A级的法国和奥地利。如果不出现流动性危机的状态,中国更应该坚定不移地与欧洲的主要强国加强贸易和投资往来,更应该在治理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国际事务中加强与欧洲多方面的联手...
不可否认,这些经济学家跟外国政府打交道的能力的确高于与本国政府打交道的能力。但如果本国政府背后的政治基盘以及左右国际市场变化的金融机构不领情或不配合,则缺乏市场工具和干预力量的经济学家,也只能倒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中了。
欧债的问题仅仅依靠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是无法化解的,还得需要欧元区各国政府和民众达成共识,并通过今后完善“退出”机制或惩罚机制,救助机制以及货币政策目标和促进增长的产业政策这些组合拳,来激活欧洲经济的活力,从源头上提升欧元区国家抗衡危机的能力,而经济学家能够做到的只是把握好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