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虽然是个新词，但本质上没多少新鲜。美国互联网上既有传统媒体的红人转身成为网红，也有形形色色的新网红纷纷冒头。美国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媒体市场化、商业化很彻底，使得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大为下降。
最早有网络的时候，传文字都要等半天，传图片更难，时间差不多可以去吃顿饭。即便如此，表情包也只能是一种方便的表达方式，不能替代思维的深度和完整，不能替代辩论的逻辑和周延。表情包与之类似，虽然图形简陋甚至通用，但配以文字，便是一种清晰和饱满的情绪。
换个角度来看，现在观众对国产电影的相对“苛刻”，其实是希望它尽快改变面貌，即便短时间内还难以轰轰烈烈，至少也能像一些伊朗电影那样，将口碑从小到大一点点做起来。
因为“萨德”入韩，抵制乐天、抵制“韩流”这几天成为热点。实际上，以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和势头，如果说要逆转对于欧美的崇拜还有待时日，但是，逆转对于“韩流”的追捧已是触手可及。
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必然面临一些阶段性问题，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概莫能外。某些人因成长环境和现实条件等因素影响而缺乏责任感甚至陷入“巨婴”病态，确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夸大这种负面现象，不能把“巨婴理论”泛标签化来唬人。
最近法国兴起一场名曰“黑夜站立”的抗议活动，即一些人每天傍晚6时起聚集到巴黎共和国广场，谈话、聊天、演讲、讨论。如今“黑夜站立”的法国民众即便认为法国的制度和社会已经陷入泥潭，也搞不清该怎么办。
创新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热词，也是当今中国的现实需要。对冶炼技术而言，这一技术改造的体现就是炉温的不断提高，从青铜到铸铁，再到瓷器，技术进步的积累造成的阶梯清晰可见。如果我们接受当今中国创新能力不强的结论，在我看来，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在工业技术方面没有形成长期的积累效应。
“口述历史”近年来比较时髦，既出现于电视节目，也出现于作家的专著，还出现在一些历史基础材料的“抢救”活动中。如果再加上感情、信仰、意识形态等因素，媒体通过“口述历史”以偏概全地扭曲整个历史事件，未必不可能发生。
这种抵制不能被简单视作文化市场的保护主义，因为当某一国家的电影市场被另外一国电影占领时，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可能也会成为另外一国价值观的附庸，甚至成为其文化垃圾的倾销地。
福山与皮凯蒂，一位是即使推出新书，依然不改“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福山去年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标题)的政治学家;一位是依靠《21世纪资本论》扬名立万的经济学新秀。
由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十八大后各种唱衰中国经济论调背后的真实心态。我在《中国自信》一书中指出，要实现十八大制定的“两个翻番”的目标，数学计算很简单，平均7.2%不到的增长，十年就是翻番。
台湾地区选战中国民党惨败，马英九长期倚重的“文化部长”龙应台宣布辞职，在辞职声明里大大自我表扬了一番。由于多重身份焦虑，龙应台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加剧全台湾民众的身份困惑。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国服”概念都是在进入平民社会的主权国家才出现的。这一现象是殖民地文化的遗留，仿佛文化的高低与服装的高低相对应，穿中国传统服装的似乎只是“侍者”、“下人”。
当“公知”不是既挣钱又愉快的事，当公知必然是一种牺牲和付出，要对自己狠点，由此才会受人尊敬。如果你们嘴里念叨着甘地的名言，言行举止上看不到甘地的一点影子，你们如何让人相信？你们的可信任度远远不如武训这个没文化、不识字的乞丐。
在剑指国内某项政策的舆论氛围中，具有国际声望的诺奖得主扮演了相当有力的国际舆论角色，与国内舆论同声共气，形成国际化的舆论攻势，常常能够达到攻城拔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