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主义特别强调结构的内生性，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要素的，希望新结构经济学除了禀赋结构，也将劳动力的技能结构、需求结构纳入到理论分析中来。以上观点来自第十一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会议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主办、温州大学商学院和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相似，总结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验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抓住机遇，会更有参考价值。我近年来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失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中国经济在2010年后持续减速，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巨大，这种减速通常被归因为中国内部结构性的问题，比如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高债务杠杆、老龄化以及不可持续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为了维护某个或某一小部分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推动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展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性，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决定性...
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最主要的是外部性，最主要是周期性。在出口疲软的现状下，我们的经济是不是能够稳增长，更多必须靠我们的内需，内需有投资跟消费。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含义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过去慢，2014年中国经济7.4%的增长速度，跟过去36年平均每年9.8%的速度相比，下滑将近25%，今年的增长预期则是7.0%左右。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有些产业，像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是按每年10%的增长预期而形成产能的，增速下滑...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心是促进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多、自然资源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在我们开始探索中国转型问题时，主流经济学界以“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沟坎”的形象比喻，作为其倡导转型国家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的理由。
对我国经济而言，从1978年开始到去年，连续35年每年增长9.8%，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不曾有过的奇迹。对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我认为是国际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不是我们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才能够维持社会稳定？我认为，需要解决收入不均、社会腐败和环境等问题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上层建筑也必须随之改进；此外，包括外部风险的平衡，不是个别企业家所能完成的，同样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效的市场必须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必须有竞争力，必须有比较优势。
在中国，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一种现象，双轨制曾经普遍存在于经济的各个领域，例如价格、养老、户籍、企业、税收等等。然而一直以来，这一制度的合理性都饱受争议。
非洲可以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出去的“蓝海”，可以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次腾飞提供足够大的载体，也能给中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提供巨大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