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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有教训需要汲取。记者不能也无法充当专业技术纠葛的裁判，揭露毒食，不可脱离现行国家标准、已颁禁令和独立而权威的专业机构。但眼下的严重问题在于护黑有术、揭黑乏力，这个社会，恰恰需要的是给媒体一切正当合法的空间，而不是处处设立关卡。
一士谔谔，孤单单发出杂音，似乎缺乏群众基础，此一士之精神虽值得表扬，但是否反映民意还需另当别论。而如今某些官员所指的杂音、噪音，却总是民声。这样，排除杂音的名义，很有可能就是限制民意、压抑民声。
“腐败”本身的意思就是职权过度和无度，都到了腐败的程度了，还说什么适度不适度；腐败是犯罪呀，若适度腐败可以，适度抢劫、适度拐卖人口、适度杀人放火、适度制毒贩毒……是不是都可以这样看呢？
选拔谁当代表，都和你的意愿无关，谁都不代表你，这种情况下，你因为“外籍人士”当代表而大发牢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小人物的后代将发问：除了他们，我们国家的其他人家怎么没有祖坟呢？显然，不承认小人物的祖宗、不尊重平民尊严与权利的国家，以及那些时时处处享受特权的“卖民贼”，在广大民众那里会得到怎样的评价，的确值得深思。
王进文成功的个人因素里，还有一条被漏了，这就是个人公开过的“操行记录”。还有一位比他名头更大的法学学者也在网上反对强拆自己老家、呼吁网友支持自己。但那位招来的是一片嘲笑，网友不仅不同情，反而皆说“报应”。原因就在于，此人个人记录不良，故而到他需要维权时，大家对他只有冷漠。
对人为的冤假错案，应立即启动追责机制，查处办案人员及其支持者，难道不应该？时至今日，株洲警方非但不反思、不追责，反而继续“自证清白”、不断制造新闻，威武过了头。
综合《南方日报》、《京华时报》等媒体近几日的记者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可以肯定上蔡方面有人撒谎，谁在撒谎？为什么骗人？
驻京办对“政治清明”与否，并无决定作用。政治清明的程度，恐怕还得看权力体系和氛围。说到底，权力分配秩序，规定了驻京办和各地方拥权群体的位置和状态，也规定了驻京办对反腐工作形成的压力之强弱。
不为恶，不贪腐，不坚持特权，官员为个人积德、为社会大众造福，我以为这就是学雷锋，官员采纳低标准学雷锋，在诸多“小事”上试试，是可行的。
暴力的计生标语，如同其他领域的暴力标语，是人的尊严和权利受到影响的一个衍生物，理念不转变，更坏的标语恐怕还是会创作出来。
生命和鲜血，指向个体，若能对改革背后的深层问题起到某种推助作用，善哉。
要定论公众是非不分、纵容罪犯，难度相当大。吴英案在审理信息透明这点上其实不算差，浙江高院的《刑事裁定书》等文本发在网上，而公众正是从本该服众的法庭文本中读出了疑惑。大家看出吴英是个失败的经营者，但看不出其存在诈骗赖账的故意；她还是个曾遭遇绑架、曾被迫贱卖资产的受害人，若非经权力...
农民“守土有责”，或者说农民要成为国土与耕地的“守护神”、保家护土，其实是个农民权利、国民权利问题。
这事不娱乐，为表示对凤姐的不屑而“拒绝凤姐遣返”，也是故作娱乐。凤姐将受到怎样的对待，还是要看美国有关方面如何以理服人，做出决定的依据是什么，站不站得住脚。若联想到“9·11”事件发生时的情况，此事倒是大有深意。当时，美国数千人遇难，一些人的言行举止显得不适当，而今不少人，为一小女...
